中医临证思维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以整体观为核心，以辩证法为特色，以人体整体以及人与自然调和致中为目的的中医临床实践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中医临证思维深刻影响着中药的现代研究实践，同时中药的现代研究也丰富充实了中医现代临证思维。

中医临证思维在中药现代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中医临证思维的核心是整体观。中医治疗疾病，必须坚持人与自然、人体本身是统一的、整体的观念。中医认为人体产生疾病是因为人与自然、人体本身的协调平衡受到破坏，而中药的应用，则是为了重新恢复人与自然或者人体本身的协调平衡，“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在这一中医临证思维中产生的用药原则，所以中药现代研究应用应该与时间、地点、人的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中药现代研究对中医临证思维内涵的拓展

中药的应用无不在中医临证思维指导下进行，如清热解毒中药是一类具有清热、泻火、解毒作用的中药方剂或中成药，适用于三焦火毒热盛，二焦邪郁生热、胸膈热聚或风热疫毒等证。清热解毒药是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按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其所治证候多属于阳明里热实证。近年来临床和基础研究显示，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显著的调理免疫和抗炎活性。清热解毒中药可能通过调控非特异性免疫蛋白质分子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反应，同时通过调节负性异构体及其产生的信号机制抑制炎症反应，最终达到炎症损伤与人体免疫反应的平衡状态，研究体现了中医“调和致中”的临证思维，大大充实了中医临证思维内涵。

将中医临证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中医临证思维在从古人临床实践基础上，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与现代科学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与药物研究的要求尚待契合。所以中药现代研究的中医临证思维需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使之科学化、客观化、定量化。

中药现代研究是从中药药理研究开始的，研究者往往按照西医病理观念和诊疗学原理来看待中药的临床价值，通过对单一成分药物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当初受中药治疗思想启发的情况外,这种研究几乎是在脱离中医临证思维下进行的。随着组分技术、系统生物学和网络生物学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医临证思维认为机体是复杂而统一的机体,中药处方及中药方剂是中医临证思维指导下辨证施治的具体体现，中药方剂同样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所以中药治疗疾病的过程是人体与中药两个复杂体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过程。然而现代中药研究似乎与中医临证思维之间仍有一定差异存在，这给中药现代研究者带来很多困惑。

那么是不是坚持了中医整体、动态的临证思维，现代中药研究就一定不能突破这个系统体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医临证思维从中医理论建立开始,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是《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的突破而发生临证思维模式质的改变。《黄帝内经》确立了“理论—整体性模式”，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继承《黄帝内经》整体思维的同时，从整理各种具体治疗实践案例入手，博采众方，注重临床操作的精密精确性，如剂量、剂型等，创造出“经验—案例性模式”，这是一次重大的模式转换。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学理论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气化理论和病机的研究方面，医学家每每在方证对应临证之外，运用气化和病机获得新的治疗途径，便能以此加深对治病求本的认识。到金元时代，医家又以“整体—机要模式”突破了“经验—案例性模式”。刘完素从火热立论建立热病临证思维，张从正抓住攻邪的一环，李杲则以脾胃为枢机，朱震亨以相火治内伤杂病等，他们建立的临证思维，超越了唯象的方证对应临证思维模式，开辟了中医临证思维的新境界。

随着西医思想的引入，中医临证思维从“宏观辨证思维”向“宏观—微观辨证结合”与“病证结合”思想模式转变，使中医临证思维发生了第三次质的改变，这种模式成为现代中医药临证中最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使中医临证思维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用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蛋白组学的研究技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来探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医临证思维与中药现代研究互相验证，使中医理论变得更具开发性与时代性。

笔者认为，中医临证思维指导下的现代中药研究体系建立，需要不断吸取现代医药学研究成果，使中医临证思维与其指导下的现代中药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中西医结合现代中药研究新体系。